编者按

 为庆祝建党百年，中共金华市委组织部与金华日报社、金华广电总台联合策划推出“百年百瞬，回望初心”特别报道，以一人一短文一微视频的形式，选择全市百名各领域、各年龄层党员，链接建党百年来发生在八婺大地的动人瞬间。

今天推出第一篇章“开天辟地、八婺先驱”之《施复亮：小山村里走出的新青年》。敬请关注。

施复亮：小山村里走出的新青年

惊蛰刚过，春雨如酥，桃花绽放，金华市金东区源东乡东叶村又迎来了一批批游客。数间白墙黑瓦木椽飞檐的宅院门口匾额上写着“施复亮施光南故居”。

“施光南我们知道，施复亮是谁？”好奇之余，游人不免刨根问底。对于故居的来历，东叶村每个村民都能说上一两句，只是他们知其然而不其所以然。村里一名老人说，1933年，施复亮为了摆脱国民党的追捕，回到东叶村，与夫人抬石挑砖，自建了这座房子。当时施复亮带了十几个箱子回乡，大家以为他在外面发大财了，结果里面全是书……

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。纵观施复亮的一生，正是接触了进步书籍，从而开启了革命生涯。他不仅是最早的党组织——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五个创始人之一，也是第一任团中央书记、中国民建创始人，建国后任劳动部第一副部长。

一个新青年的诞生

施家四世同堂，世代务农。

一年春节，施复亮上山捡拾松毛、枯枝回来，看到大门上贴着“状元及第”的门神，他问母亲：“状元是什么？”母亲告诉他：“状元就是书读得最好的人。”

从此，施复亮的心里埋下了一颗读书种子。

书读得多了，追求真理的新芽也悄悄萌发。1915年，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了“二十一条”，年仅十七岁的施复亮气愤至极，“读地理，读到被割被租的地方，则热血沸腾，誓要恢复他。”

1917年，19岁的施复亮在舅舅资助下考上浙江公立第一师范学院，接触到当时的新文化思潮，第一次看到《新青年》上有一篇陈独秀的文章《复辟与孔子》，不由大骂陈独秀无理。不曾想，他正在成为一个陈独秀所预言的新青年。

1919年3月，施复亮的母亲病重，施复亮从老师和同学手中筹集一笔钱，一天一夜赶了两百多里路回到老家为母亲治病。可没想到他的父亲为了生意，挪用了钱财。等他获知实情再次回乡，母亲已经病入膏肓。整整三个晚上，他服侍床前，五内俱焚。当他向不省人事的母亲辞别时，内心已作出选择，“我要救社会，我要救社会上和我母亲一样遭遇的人！我母亲已无可救，我不能不救将成我母亲这样的人”。

1919年11月7日，施复亮的《非孝》在《浙江新潮》发表，惊雷乍响，一鸣惊人。《非孝》成为支持五四运动的一个新的导火索，一师风潮如火如荼。陈独秀曾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用“天真烂漫，十分可爱，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来的”来评价《非孝》等文章。

在《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》中，施复亮这样写道，“我的非孝，目的不单在于一个‘孝’，是要借此问题，煽成大波……从而建设一个新社会，非孝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是反对不平等的‘孝顺’，主张平等的‘爱’”。

一个新青年就这样诞生了。

 
挑起共青团重建重担

因当局封杀，施复亮、俞秀松等到北京参加陈独秀和胡适创办的工读互助团（无政府主义）。很快，工读互助团失败了，但施复亮悟出了一个新的道理，“社会改造的根本问题是经济问题，必须首先推翻私有制”。

1920年3月，他与俞秀松两人到达上海，参加了陈独秀的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”，并参与党纲的讨论和修改。1920年6月，陈独秀、施复亮、俞秀松等5人决定成立共产党，这个筹建工作五人小组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5个党员。

1920年7月，施复亮受陈独秀委托到日本筹建中国共产党日本小组并担任负责人。从上海到东京，新思想、新文化的前景和希望在他眼前展开，施复亮投身马克思主义研究。一天，有人对他说：“要想飞到天上去，只有发明了飞机才有可能，否则是空想。”施复亮不禁茅塞顿开，在《我底最近觉悟》中写道，“不从实际上做工夫，革命决不会成功”。

回到上海，施复亮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青年团创建初期的参与者之一。1922年5月5日，在广州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施复亮当选为团中央书记，挑起恢复和重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担，到1922年5月，全国有17个城市陆续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地方组织。

 
把阳光播撒到别人心里

1927年，“四一二”“七一五”反革命政变相继爆发，因白色恐怖压迫，施复亮辗转北京上海等地学校教书育人、编译著作。1933年，他回到家乡东叶村，在老宅里编书译著。1929年到1936年间，施复亮编著了《资本论大纲》《经济科学大纲》《现代唯物论》等20余种译著，为传播马克思主义，宣传社会主义革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

1946年2月10日，震惊中外的“较场口血案”发生。施复亮作为主席团成员，被拳打脚踢并被推到台下，伤势严重。在重庆的周恩来、邓颖超亲自看望施复亮，让他感动万分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施复亮任劳动部第一副部长，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，但他仍然保持农民的本色。他的一双皮鞋穿了20年，一件毛巾布衬衣，补了好几种颜色的补丁。他为家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信给东叶村农会，将他家那座两层小楼房捐献给村农会办民校，还将自有的四亩地也捐献给了民校，用以补充民校的办学经费。

他没给子女留下任何财产，临终前将最后一笔积蓄捐给自己的故乡——东叶村，用来筹建学校。1982年6月17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文称他为“民主革命时期的英勇战士”，这个心里有阳光的人，把阳光播撒到别人心里。